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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香港的方法系列之一

對於如何可以走出困局,為香港帶來實質的改變,一直是小麗民主教室仝人努力思考的方向。過去多年,不少論者都提出過解決辦法,惟未見成效。政府的專權、不民主及顢頇無能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我們相信問題不止於此。有一些根本的觀念和價值觀問題,似乎一直不為人所注意,導致我們走很多冤枉路。這個系列的文章正希望作一個嘗試,從觀念開始反思可行的改變香港之方法。

 

《與梁天琦商榷——捍衛本土,需要怎樣的經濟思考?》
文:李敏剛(匈牙利中歐大學博士生,小麗同行者)

這篇文章旨在提出一種以保育和發展本土為出發點的經濟觀,並和香港主流價值一直擁抱的自由市場邏輯作對比。之所以相當「反潮流」地寫這樣的一篇理論性長文,是因為我們認為本土思潮興起至今,似乎還未有以本土視角為出發點,對經濟發展的觀念作出反思。這篇文章希望填補這個空隙,或至少打開這個討論。

我雖然是文章的執筆者(因此文責應由我負),但其實內裡很多觀點,都是我和小麗民主教室的幾位友好成員長期討論的結果,所以我也決定文章由小麗民主教室發表。寫這篇文章更直接的緣起是我們對梁天琦在一次論壇發言的討論。最後文章的很多論點雖然並非直接回應他,但我們相信梁的說法在近來本土派的論述中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仍然保留他的發言作為討論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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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四晚會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在於如何詮釋香港在八九民運的一段歷史。持本土論述的學生和輿論領袖批評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主張「建設民主中國」,是有意無意滲入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卻正是捍衛本土自主所需要擺脫的意識。一個報導 [1] 就引述了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一個論壇上的發言:

「他指出 8964 當年紀念六四的行徑與大中華思想,中國國族的身份認同無關,他引史實和數據說明當年悼念六四,主因乃當時港人對前途的恐懼和對民運學生的同情,但可惜後來悼念六四的形式只滿足了民族面向和心理面向,政治面向卻不足。」

梁天琦:「香港史就是一部脫離共產黨,追求自由的史詩。所以,回歸只會是更深重的奴役,唯有脫離統一,獨立建國才能解殖。」

這是相當漂亮的論述,是對香港過去歷史的意義的一個很吸引、甚至很浪漫的解讀。這是論壇發言,我們當然不應苛責梁天琦過份簡化歷史。但這段歷史有其不應被忽略的複雜性,梁天琦沒有提到的一些歷史事實不應跳過。因為對這些史實的準確理解,其實是對於確立一套不偏頗的本土經濟觀,乃至對於捍衛本土整個事業本身,至為關鍵。

被忽略的一段中港經

梁天琦所描繪的這個本土形象忽略了的是一段經濟史:八九前後的整個八九十年代,恰恰是香港在經濟上擁抱共產中國的年代,而其中很多香港人追求的自由,是在中國大陸通行無阻低價買地開血汗工廠的自由。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的有產階級覺得香港地租貴人工高,貪圖大陸法制落後、地價平、人工低,紛紛將工廠北移。這不但導致了大量工廠工人失業,也掏空了香港原有的輕工業基礎,香港進而真正成為純粹的「金融中心」。

面對工業資本北移,港英政府和後來的特區政府繼續「積極不干預」,原來的工廠用地就被用來發展房地產,香港也進入了全民炒樓炒股搵快錢不投資本土實業的年代。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本土」一點一滴地流失:本土工業以外,本土農業 [2] 也被視為低增值,大量農地荒廢、被改為其他用途(例如起樓,或被用來囤地)。工業北移代表的是一整代人價值觀的轉變,實業被炒樓炒股搵快錢取代,香港進入由「金融中心」支撐起經濟繁榮的時代,而代價,就是本土的發展和需要被拋棄、被荒廢、被犧牲。

這個進程在主權移交前的港英時代已經開始,一度因八九而中斷,隨後又立即恢復。有好些投機者甚至還會抱著呂大樂所說的 [3]「經濟自由化會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中國意識,這個一面搵錢一面還可以無痛推動中國民主保存香港獨特地位的意識。

梁天琦所描繪的本土形象,需要補上這一段的經濟史,我們才能真正捕捉到那個時代香港人完整的中國想像,或所謂的「大中華」意識的真正面貌。至少當時香港最有金融、人力、社會資本、最有政治和經濟能動性的一群精英之中,不但對共產中國沒有擺脫的意思,他們甚至看到大陸商機處處,於是放棄香港北上投資。我們甚至可以說,中港的經濟「融合」正是始於此時:當時的說法,叫「前舖後廠」,指產品在大陸生產,在香港發售,被視為是最當時得令的賺錢方程式。

無論他們是純粹搵錢投共,還是同時希望讓中共「走資」可以帶來中國的民主改革,他們的行動對香港八九十年代的經濟結構轉型都是決定性的,他們也同時成為了中港經濟融合的先行者。而今天人們被高地價壓榨,相當大程度其實源自炒樓遊戲,也就是說,當年輝煌不只是基於對本土發展的掏空,也是在於透支今人之福祉。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大中華」意識對香港的社會發展有過甚麼實質而深遠的影響的話,那正是透過他們把香港的工業資金北移來實現。

自由市場邏輯與大中華意

重提這些歷史,不是想說甚麽香港人有原罪要懺悔,或香港人都不是那麼愛自由云云,也不旨在批評參與其中的香港人。對那時的香港人來說,深圳河北邊有快錢,為什麼不賺?畢竟,靈活多變,不錯過每一個賺錢的商機,不是從來都被視為我城最自豪的德性嗎?用最少的成本賺最多的錢,這叫效率,叫營商有道,叫服膺市場原則,叫對股東負責,就是前稱領匯的領展,今天也是這樣為自己辯護。抽走資金對香港經濟結構的長遠影響,對他們來講根本無關重要。

但這樣的後果,就是本地的人才培訓、產業科技升級等基礎投資乏人問津,香港只能靠來來往往的熱錢炒賣和旅遊業來支撐經濟發展,沒有生產自家產業、品牌,單獨面對國際市場的能力與基礎。一切只跟著錢走,沒有發展本地文化與經濟的使命感,以至長遠的承擔和投資缺乏,後果就是失去經濟的自主性。當大陸經濟實力進一步變強,香港企業別無他路,就只能繼續投資大陸而不是自家的企業,依賴大陸市場,同時大陸的熱錢資金就走進香港的股市樓市,旅遊產業全面以迎合大陸客來導向。香港被大陸「溶合」就只是時間問題。我想說的是,這套「自由市場」邏輯 [4],對今日香港被中國經濟「溶合」的影響,不容忽視也不應低估;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真正對香港有害的「大中華」意識的基礎。

的確,在中港「溶合」之下,香港還有一點所謂的「質素優勢」:所以大陸旅客會在香港搶購奶粉、化妝品、藥物,香港的股市樓市因為完善的金融制度變成大陸黑錢的「稅務天堂」,這就是欠缺經濟自主下香港還有的對大陸的「優勢」,但這又是我們想要的優勢嗎?自由行和水貨客對社區帶來的滋擾和成本,我們已有目共睹。

這不是甚麼新鮮觀點。己故的浸大經濟系教授曾澍基先生就早就曾指出 [5] 這套自由市場的邏輯和基於「本土優勢」的經濟觀點(Local advantage view)有根本上的衝突,服膺這套邏輯的企業和資本家,根本不會從香港本土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只會跟資金與市場走;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背景下,自然就會忽然愛國(with a “patriotic” bent),香港欠缺經濟自主,面對大陸的龐大的資本和市場,就只有被「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al integration),事實上也就被「溶合」(dissolution)了。

所需要的

梁天琦的講法,如記者所報導,旁徵博引,由民族到心理還有大一統意識,為甚麼就忽略了這樣一個理應不少香港人還記憶猶新的關節?我認為,梁天琦講法裡的這個縫隙,其實是很多本土論述、要求和中國決絕切割的論述的盲點。幾乎沒有所謂本土派的人關注近來對抗領展的運動,九大學生會五一聲明說保障本土工人應先反共,都和梁天琦這個漂亮的香港人意識的說法,同出一轍,忽略了市場邏輯和大中華意識歷史上的內在聯繫。這正是因為他們並未有確立一個真正屬於本土的經濟觀。

他們的進路是這樣的:一切都以建國/獨立/排外為先,旨在建構「香港人」這個政治共同體的身份意識,並期待這種基於反抗與仇恨的意識終於可以鼓動香港人走向政治上對中共的獨立;與此無關的社會與政策思考,都先放一旁再說,甚至不在關注問題之列。

但是,即使這策略真的可以使香港人在政治上的獨立,除非獨立後對大陸在經濟上完全封鎖,否則在自由市場邏輯之下,香港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沒有改善,香港也許仍不免在經濟上被大陸「溶合」,甚至隨時反過來傾覆得來不易的政治自主。台灣已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仍免不了有反服貿的爭議、對大陸的經濟不得不步步為營的開放。即使我們相信有一天中國會「支爆」經濟崩潰,我們也需要有經濟上獨立自主的基礎,以免受到中國經濟環境急速變壞所波及。因此,要捍衛本土,我們需要有一套市場原教旨外的經濟觀,需要一套以香港本土發展為優先考慮的「本土優勢」經濟觀念。

「以人為本」的本以城市發展為例

怎樣才算得上是「以香港本土發展優先」?我認為,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看經濟發展策略和政策的時候,以香港是否變得更「宜居」為衡量標準,也就是人們在這裡是否真的可以活得更自在、更自主,有更多選擇,有更多空間欣賞和投入文化藝術創作,以及是否令人們對身為香港人更有歸屬感和尊嚴。這代表我們看的不應該是僅僅是帳面上的利潤多少,或 GDP 增長。我們需要看的,是本土居民的生活需要和能力發展,是否得到滿足;而可以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源,又是否被浪費掉。

譬如說,人總需要有瓦遮頭,有基本的生活空間,才可以有基本的做人的尊嚴或體面。一個地方的房屋政策或房地產市場如果保障不到這一點,是不是一種失敗呢?如果很多的土地因為炒賣活動而閒置、大而無當地浪費掉,而有好多人卻要住劏房,甚至無地方住,或供不起樓,或要捱貴租,這樣的「市場」還怎能說是有「效率」呢?人需要有體面受社會尊重能貢獻社會的工作來建立自尊,需要有可以實踐所長、有挑戰性的工作來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能力,需要充份的教育和培訓機會來發崛自己的才華,需要包容多元、欣賞創新、支持嘗試的社會環境,來激發創意。這些都應該是我們用以制定產業政策、職業培訓政策、文化政策的衡量標準,而不是僅僅看一個政策帶來多少 GDP 的收益。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最具體體現了人的需要為市場邏輯所犧牲的,莫過於市區重建。就以近來的觀塘裕民坊重建項目和灣仔原囍帖街的重建成品「囍匯」為例,我們不難見到,所謂的市區重建,目的不過是將原來的舊樓、基層社區變成新的天價地產項目,銷售對象明顯不是原來社區內的的基層居民,甚至也不是香港「等上樓」的中產階層,而是專門炒賣房地產的專業投資者 [6]。

換句話說,市區重建的真正目的,不是為原本的該區居民提升生活質素、不是為了開拓社區的多元經濟、不是為了活化社區生態,而只是為了──給發展商賣樓 [7] 賺錢!原住該區的基層市民不但不能受惠於重建(他們根本買不起新樓),原來的社區生活更被拆散,被迫流散到陌生的新地方重新適應,一個社區的「重建」,居民竟然是最大的犧牲品。也就是說,現在的市區重建根本是盈利主導而不是以人的需要為主導,這正是市場邏輯的標準體現。

但這並不是我們對市區重建,乃至對香港整個城市發展方向的惟一想像。當我們擺脫了以盈利、以 GDP 作為經濟民生政策的衡量標準,而回歸到本土人民的需要與發展作為思考城市發展和市區重建的視點,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性、不一樣的方向。由前面提到最基本的有瓦遮頭,到工作、學習、創作、閒暇,這些對人的能力發展至為關鍵的活動,無一不需要地方。有質素的生活、工作、學習、創作、閒暇,需要有相應合適的空間配置來配合。市區重建乃至城市發展,說到尾就是關注空間應如何配置。衡量發展成功與否,在「以人為本」的標準下,我們可以更以人的需要導向來配置城市空間。

舉個例,一個社區如果有空間用作社區托兒所,那不但解決了雙親都要出外工作、需要有人照顧獨留家中子女的需要,同時也改變了他們的育兒模式:他們將不再需要好像現在很多家庭一樣,聘請外傭照顧孩子,孩子也不是只能獨留在家,或只和兄弟姊妹玩,而能和同區的孩子有更多共同生活、共同認識的時光。托兒所的員工也取代了外傭,這不僅為本區居民開創了職位、減少依賴從外地輸入勞工,也改變了家務工人的一部分工作模式:至少照顧孩子的工作將和整理家居的工作分開,孩子也不是被「工人」服侍,他們是和其他孩子一同受托兒所的員工照顧,而這些員工很可能就是孩子的鄰居。不難想像,這將改變整個社區的鄰里合作關係,乃至活在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同樣的思路也可以推展至安老服務、青少年服務、社區閒暇活動空間(我們有供居民自由發揮文化藝術創作的社區空間嗎?譬如說我們可有社區共享的畫室、音樂室嗎?)等,為什麼我們談的市區「重建」,不是往這個方向去想如何改善現有社區的不足,而只是一心為了拆樓、起樓、賣樓?

再譬如說墟市。今日的屋邨商場由領展包辦,幾乎主導了每個公屋區和鄰近社區的居民消費,他們一樣服膺盈利掛帥的社區發展思維:商場成功與否,考慮的是它人流是否暢旺、可以在其中榨取多少租金,當地居民的生活空間需要根本不在考慮之列。除了繼續抗議領展的非人性化管理糟蹋屋邨商場空間外,我們是否也可以另闢蹊徑,運用社區的公共空間,協助居民自發組織的墟市?墟市可以讓鄰近的居民互通有無,了解大家的需要,開拓互利的合作關係,也提供了低成本的創業機會給社區的居民,也就是變相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人們發揮創意。這幾乎是本土古法,但卻又很超前:香港甚至在新市鎮出現之前就有過像粉嶺聯和墟、上水石湖墟、大埔富善墟等自下而上居民自發的墟市,但又和最新近講求社區營造、去中心化的城市發展模式若合乎節,日本東京的城市規劃就是以分散的小鎮社區各自發展本區特色的成功例子 [8]。

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想:如果台灣夜市、東京的小區都可以令遊客趨之若鶩,香港的社區墟市是否也可以進一步成為發揮小區特色、開發深度社區旅遊的基礎?那時香港吸引遊客的,就不是藥房和化妝品店,而是社區的人情風味;來旅遊的就不是財大氣粗的豪客,而是懂得欣賞本地風土人情的旅人。這不才是更理想的本土旅遊業嗎?為什麼市區重建的概念,就不可以是保育和發崛社區原有的特色和優勢、不可以是滿足本地居民的需要,而要好像現在這樣,例必把原生社區、原來的社區網絡拆散賣錢,一切只看帳面盈利定成敗?

這樣「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發展觀,也呼喚一種全新的制度架構:我會說這是社區發展的「民主化」。既然發展或重建的重點在於回應當地居民的生活需要,墟市和社區特色的發揮也需要居民的自發投入,那麼舊有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和大地產商主導的模式就不再適用。當市區的重建是由政府批出項目給大地產商處置,大地產商當然認為項目要有利可圖,政府關心的則只是重建項目產生出來的帳面經濟產值,而不是真正社區居民的需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需要的制度架構,卻是需要由下而上,政府與社區組織、民間團體甚至居民的深度合作,提供合適的平台交流意念、整合需求、提供必要的專業協助;這既不是政府全數包辦規劃,也不是由市場盈利導向、由地產商決定空間怎樣用,而是民主規劃社區,讓規劃真正回應居民的需要。

不難見到,這些社區生活空間配置的反思和爭奪,其實就是「以人為本」的經濟觀,要在市場邏輯手上,重奪市區重建和城市發展的話語權決定權的抗爭。我們的城市空間,不應是為了盈利、不應是為了發展商的袋袋平安、不應是為了滾大GDP、不應是為了炒賣托市而營造;他們應該是為了回應本地人民的需要,為了發展人的能力和創意,為了令人們活得對我城更有歸屬感和尊嚴,為了真正使人民「安居樂業」而營造。市場邏輯之下,精英們為了大陸的「商機」,為了炒賣的快錢,一句話——為了盈利,放棄了對香港長遠城市發展的承擔,今天我們不應該再犯這個錯誤。我們正應該重拾「以人為本」的經濟觀念,用心發展保育我們一個一個的社區,進而保育我們的香港,照顧保障捍衛我城的每一個公民。

城市發展以外市場、資本管

市區重建和城市發展的空間爭逐只是其中一環。要捍衛我城的經濟自主,我們也要有空間以外的經濟政策。我們也要有相應的保護本土市場的措施,否則剛剛起步、規模尚小的本土創新企業,如何和財雄勢大的外資(尤其中資)競爭?如果我們還繼續只要 GDP 貢獻的考慮來輸入專才,我們本土的人才又如何有充份一展才華的機會?企業又怎會有動機配合本土的人才培訓?

在自由市場至上的意識形態下,這些限制外來企業/人才進入的政策好像天方夜譚 [9],但其實不少國家都已有行之有效的先例:南韓的電影配額制度 [10] 就是好例子,留給本土的電影制作一定的市場配額,戲院要有一定數目的日數和場次安排給本土創作。今日南韓的整個流行文化產業風靡全球,成績有目共睹。香港本土電影一直有被中港合拍片威脅,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推行類似的配額制,讓純本地創作、新晉創作者的電影、以本土文化歷史為題材的電影,在戲院有一定數目配額場次,為它們開拓市場、開拓觀眾群呢?

保護市場除了限制外來者以外,另一面向就是對本土的新進的創業或創作人給予足夠的支持。用一個近期一點的例子:與其投放公帑在一帶一路獎學金,是否把那些錢用來開設本土藝術種子基金,才是更有效運用資源,捍衛本土呢?文化藝術的發展需長時間在一開放平台才可孵化,需要容許人嘗試、失敗、互相刺激學習;另一方面,這也需要有文創產業的存在,以為文化藝術工作製造一定的市場需要,這才有充足的誘因吸引更多人加入。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讓文創產業自生自滅,當它們還在成長階段就需要單獨面對市場。在這些產業起步時提供資助、甚至就讓政府一直提供長期的各種小額資助、或低息甚至免息的貸款,都是值得嘗試的做法。香港一直奉自由市場原則為圭臬,保護主義一直是禁忌,但當我們的關注由賺快錢改為對本土人民的需要和發展的投資、對本土優勢的保育和發展,難道「保護」本土市場不是應有之義嗎?

而為了抑制炒賣的風氣,也為了限制外地(主要是中資)的資金自由流入流出香港、把持香港經濟發展的命脈,我們也應該考慮作適度的資本管制?或至少開徵如托賓稅一類增加資本進出股市樓市成本的稅項?這至少要求受益於炒賣的金融投資者負擔起一部分由炒賣活動為香港本土帶來的社會成本。說到尾,香港的炒賣市場造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泡沫,真正賺大錢的只是那些基金投資者,普通市民投入股市樓市,只是因為香港實業發展畸形、社會保障不足,不得不以股市樓市作為儲蓄抗通漲的保值投資工具,這更多是被迫參與炒賣遊戲成為共犯。更別說對退休保障毫無幫助,擺明車馬照顧金融投資機構的強積金了。相比之下,難道由政府出面中央統籌的全民退休保障,不是更有利於我城的人民過低風險、安穩的退休生活嗎?不是把人們辛苦工作賺到的儲蓄更有效的運用於保障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投入到炒賣遊戲之中嗎?

以文化使命為先的本

上面的討論,當然只是提綱挈領,也並不系統完整,絕對有待專家的補充與修正,這裡只旨在拋磚引玉。我想強調的是,要回應這些本土我城人民的需要,我們便得對香港人真正的日常生活肌理、社區生活文化生活的脈絡,有深入的關懷、研究和了解。只有當活生生、活在本土我城的人的生活質素——而不是GDP或利潤——成為政策考慮的最重要標準、成為我們投放資源的關懷所在,我們才有可能發展一套真正「本土」的經濟思考,才談得上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本土優勢」。

換句話說,捍衛本土所需要的經濟觀,就是要一套對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有使命感的經濟觀。我們需要的,是用長遠的目光來考慮香港本土文化生活的需要、應如何保育、應該如何活化強化,而不是一想到可以賺錢,就放棄本土文化、我城居民的需要。這套經濟觀要得到實踐,需要的是相應的政策倡議、資金投放和具體而微的組織實務,很多時候不免要逆流而上,要為長遠的發展而放棄很多短期容易賺取的利潤,也就是要人們「捨易取難」。這就需要人們的觀念有根本轉變,用「以人為本」取代無根的、無可避免地會引致(有害的)大中華意識的「原教旨」式自由市場邏輯。也只有這樣,面對共產中國,無論它將繼續經濟崛起還是「支爆」,我們才能談得上發展自身真正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自主,而這才是我們的政治自主、香港這部「追求自由的史詩」的關鍵保障。我想,這才是捍衛本土我城,所需要的經濟思考框架。

保育和發展本土、令本土真正在國際社會和市場有一席之地的經濟觀,和任由資本自由流動的「自由市場」邏輯,兩者必然有衝突,不可兼得,須要取捨。資本的來往和炒賣,有很長的時間是支撐香港經濟的基石;而作為開放型經濟,要維持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有時也許難免和發展、保育本土的需要有所衝突。這裡我也希望強調這個「取捨」並不是簡單、容易的抉擇。一個怎樣的均衡才對香港最有利,將會是複雜的難題,需要有更多開放的討論。要有更開放的討論,前提便是公共討論先不要把「自由市場」邏輯當成預設的價值觀,而要讓「以人為本」的經濟觀念有一席之地,這正是這篇文章希望做到的。

 

參考資料

[1] 2016港大六四晚會,梁天琦發言|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

[2] 陳劍青:本土農業黑暗時代|香港民間學院

[3] 透視十年:回歸我們從未認真準備過|呂大樂

[4] 政治對經濟的影響|雷鼎鳴

[5]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Tsang Shu-ki

[6] 囍滙埋藏着的大金礦|鄒崇銘

[7] 裕民坊送大蛋糕|鄒崇銘

[8] 以人為本、城鄉郊共生的墟市|鄒崇銘

[9] 尋租如何窒礙競爭、增長與自由|王于漸

[10] 回應〈誰扼殺了台灣電影〉一文——「銀幕配額」在台灣可行嗎?|鄭秉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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